在两千多年来亚洲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相互交流中，亚洲和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中国与意大利的作用更为突出。究其原因，在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中，除了商人，宗教人士、学者是承担交流任务的又一重要力量。从意大利来说，它是罗马教廷所在地，因而派往亚洲和东方的宗教人士、学者中意大利人居多，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所以成为亚欧文明交流的一支重要力量，则是与它在古代时期经济文化就比较发达并开辟了“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密切相关的。
可以判断，从远古时代起，亚欧两大文明的联系与交流，就以这样那样的渠道和形式开始了。毫无疑义，两大文明的交流首先是通过商贸活动而进行的物质文化交流。可惜史籍中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文字记载不多。
相比而言，亚欧两大文明在精神文化上的交流则是有大量史料记载的。按照中国的历史纪年和分期，亚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历程，我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大阶段。从中国的先秦经秦汉、唐宋到元朝为第一大阶段。
在这一千多年中，西亚、中亚、南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相互直接联系与交流，早已开始并日渐频繁起来，但这种直接联系与交流并不全是平等、和谐地进行的，有时是通过相互冲突和战争而被动进行的，如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就是如此。
在这一千多年中，中国和东亚文明与意大利和欧洲文明之间在思想文化上的联系与交流，则大都是通过中亚、南亚、西亚而间接进行的，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还很少。
在中国西汉时期的公元前138年至前126年和公元前119年至前115年，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但最远只是到了今天的中亚地区，并未与当时欧洲的希腊文化发生直接接触。到了中国的东汉时期，班超曾于公元73年至102年，出使西域三十年，但也主要是活动于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他虽然曾派副使甘英于97年访寻大秦即罗马帝国，然而到了地中海东岸，则被安息人借口海上风大加以劝阻，所以未能抵达地中海北岸的欧洲地区。东汉末年的166年，大秦国王派出使节取道东南亚的日南（今越南中部地区）抵达中国，这应是罗马帝国皇帝安东尼诺执政之时。这在中国的《后汉书》中有记载，但在拉丁文献中则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可能是西亚商人冒充使节之为。到了中国唐朝时期的751年，唐帝国曾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过一次交战，唐军大败，不少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一个叫杜环的学者，曾跟随阿拉伯人到过西亚、北非等地，后经海上丝绸之路于762年回到中国。他根据这次游历写了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但他也未能到达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到了中国南宋时期的1255年，一位在福建泉州任过官职的名叫赵汝适的学者，写了题为《诸蕃志》一书，他本人并未到过欧洲，而是根据来中国泉州等地做生意的意大利或西亚商人的介绍而撰写的。书中对名叫“斯加里野”岛的情况作了具体描述，并说该岛“位于芦眉国附近”。“斯加里野”岛即是今天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芦眉”即是罗马。这是中国史籍中对意大利等欧洲国家比较早的一篇记述。
总起来说，在中国元朝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东亚与意大利、欧洲之间在思想文化方面，还尚未进入直接交流的阶段。虽然各自对对方早有所闻，对对方的物质产品早已为用，并且对对方深为向往，但这种闻知毕竟属于耳闻之知而非眼见之实，各自对对方的认识还处在朦胧而又神秘的状态中。中国的史籍里曾长期将罗马帝国所在的欧洲地区称为“大秦”或者“骊靬”“黎轩”或者“拂菻”“茀郞”等；在欧洲的史籍里则曾长期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即产丝之国。尽管彼此都想尽早探寻和真切地了解对方，但长时期内仍处在尚未真正发现和认识对方的阶段。不过，既然双方间接闻知对方的序幕已经拉开，那么离直接发现和认识对方也就为时不远了。而这一时刻到了中国元朝终于到来了。从中国元朝起，经过明朝和清朝，亚欧、中欧两大文明在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就进入了第二大阶段。
在这第二大阶段中，又经历了中国的元朝、明末清初和清朝后期三次高潮。从中国元朝到清朝即十三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之初的近七百年中，亚欧两大洲的各国各地区之间，不仅物质文化的交流全面展开和迅速发展，思想文化方面也进入了直接、经常和全面的交流阶段。从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中，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亚欧两大文明的交流互鉴在这近七百年中迅速展开和推进的具体历程与情景。
关于在中国元朝建立前夕和元朝建立以后 中国与欧洲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国元朝建立于1271年。在它建立前夕，当时的亚洲与欧洲发生了两大事件：一是欧洲的罗马教廷及有关国家的君王对西亚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进行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二是东亚兴起的蒙古帝国发动了远征欧洲的对外扩张战争。为了了解蒙古帝国的政治情况、军事实力、文化习俗和西征的意图，同时也为了配合十字军东征，进一步了解亚洲的情况以为他们向东方扩张服务，在罗马教廷的主导下，意大利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派出了一批方济各会士以及一些熟悉东方情况的商人前往西亚与东亚。蒙古帝国的大汗们和随后建立的中国元朝的君王们，亲自接见这些从西方来的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了解罗马教廷和欧洲国家的情况，而且还常常将这些传教士、商人作为自己的使者派回去，通过他们宣扬自己的国威和传达愿与欧洲进行交往的愿望。
在前往东亚的欧洲传教士中，有1245年、1253年先后前往蒙古帝国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卢布鲁克，先后前往中国元朝的方济各会士有孟高维诺、鄂多立克、安德烈、和德里、马黎诺里等。在这些传教士中，除了卢布鲁克是弗兰德人其余都是意大利人。在前往中国元朝的商人中有达萨维尼奥内、德·维寥内、马可•波罗及其父亲和叔叔，以及卢卡隆哥、杜多、乔瓦尼•洛雷丹、弗兰切斯基诺•洛雷丹等等。他们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当中不少人都留下了介绍蒙古帝国特别是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著述。例如，柏朗嘉宾的《蒙古历史》、卢布鲁克的《东方游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以及马黎诺里所写的包括他在中国元朝所见所闻的《波西米亚史》、鄂多立克的《东游录》等等。就在这些欧洲传教士和商人东来之时，出身于维吾尔族家庭的一个名叫列班•扫马的中国宗教人士，作为中国元朝的使者于1278年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经过西亚前往欧洲，先后见到了罗马教皇、法国和英国国王，回国后撰写了记述他在欧洲游历情况的《旅行记》一书。
在这里，我要特别谈一下马可•波罗及其记述他在中国经历与见闻的《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的父亲尼柯罗和叔叔马菲奥，都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威尼斯商人。他们兄弟二人曾于1265年前后在蒙古帝国见到了后来成为中国元朝开国皇帝的忽必烈，忽必烈又派他们回意大利与罗马教廷进行联络。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陪同罗马教皇的使节前往远东，于1275年抵达元上都。其后，马可•波罗受到忽必烈的任用，游历了中国不少地方。1292年他离开中国返回意大利，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从此，欧洲人可以从这本游记中比较清晰地了解到，原来他们所闻知的远在东方的“赛里斯”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有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经济社会情况的介绍，“打开了欧洲和西方认识中国的一扇窗”，使欧洲人扩大了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进而产生了亲身探寻中国和东方的巨大热情，于是一大批欧洲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纷纷走向东方。
总之，在中国元朝时期，通过来到东方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将欧洲的历史文化介绍到中国，同时又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播到欧洲，从而开启了中国与欧洲直接接触和彼此认识对方的新阶段，使中欧思想文化的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关于在中国的明末清初中国与欧洲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国的明末清初，是指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此时的欧洲已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它们标志着欧洲进入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求对外拓展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产地。而地理大发现中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当时欧洲科学技术特别是航海技术的巨大进步，为欧洲的海外发展与扩张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为此，罗马教廷和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当政者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东方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这样的经济政治背景，促成了东西方特别是中国与欧洲之间思想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的到来。
承担这次思想文化交流任务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双方特别是欧洲的宗教人士、商人、学者，还有一些官员、使节。不过，这时的宗教人士已由过去以方济各会士为主变换为以耶稣会士为主，其中意大利的耶稣会士最多。罗明坚、利玛窦、范礼安、龙华民、郭居静、熊三拔、艾儒略、罗雅谷、潘国光、利类思、卫匡国、殷铎泽、闵明我、马国贤、聂柏多、李方西等等，都是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他们是欧洲最早一批比较系统地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他们在中欧之间率先建起了一座思想、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意大利人之后前往中国的是一批法国耶稣会士。他们中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直接派遣的洪若翰、白晋、张城、刘应、李明、塔商尔等6人，此外还有马约瑟、蒋友仁、金尼阁、杜赫德、梁弘仁、宋君荣、冯秉正、雷孝思、傅圣译、卜日生、吴君等等。所以，在中国明末清初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中，法国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意大利、法国以外，前来中国的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耶稣会士，如德国的汤若望、邓玉涵、戴进贤、苏纳，比利时的南怀仁、柏应理、卫方济，英国的艾约瑟，奥地利的白乃心，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安文思等等。其中，利玛窦是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的一位重要开拓者。他研习中国语言和历史文化，并将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意大利著名汉学家兰普蒂曾说：“能够称得上是中国学家的第一个西方人就是耶稣会士利玛窦，他是中国人值得把他的传记记入明朝史册的唯一的欧洲人”。
这些欧洲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和东方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而传教又意在了解情况、发展教徒，最终是为欧洲国家向外发展与扩张服务的。这一点是不应有异议的。但是，要在中国传教，既要了解中国，又要让中国了解欧洲。为此他们进行了大量的与文化和科技有关的工作。他们中不乏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水利学家、画家、音乐家等学有专长的人才。他们有能力从事各种文化及科学技术工作。他们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活动。
第一，与中国社会上下从封建朝廷的帝王、官员到学者、宗教人士及其他人们，建立联系，相互结纳。
第二，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风物民情及社会现实情况。
第三，向中国人介绍和传播“西学”。所谓“西学”，就是包括欧洲的历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和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西学”中，他们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中国有关学者协助下，将欧洲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例如，他们相继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古希腊的典籍《勾股义》《测量法义》《同文算指》《寰容较义》等；二是用中文撰写介绍欧洲历史、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学术著述。例如，他们相继撰写了天文历法方面的《古今交食考》《测食说》《恒星出没》，军事方面的《火攻契要》《神威图说》，综合知识方面的《西方纪要》等等。意大利的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一个人撰写的介绍西学的著述就有23本之多，其中《职方纪要》《西学凡》《西学答问》三本书，涉及西方的哲学、艺术、地理、宗教、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三是给中国的帝王、官员、学者、宗教人士讲授“西学”知识。例如，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张城等人，就为中国的康熙皇帝讲授过西方的几何、哲学、医药学等。同时他们还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架起了一座思想文化沟通之桥。白晋曾经将他在中国的见闻写成近十万字的报告呈递给路易十四；四是将欧洲最新的科技知识与成果传授并应用于中国。例如，他们帮助中国修订立法、制造天文仪器、绘制地图、建造火炮以及传授火炮使用知识等等。其帮助修订的历法有《崇祯时历》《时宪历》，绘制的地图有《坤與万国全图》《中国新地图集》《皇與全览图》《乾隆十三排地图》。
第四，向欧洲人介绍“中学”。所谓“中学”，就是包括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和风物民情等方面的知识与学问。在介绍和传播“中学”中，他们所做的工作：一是将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译成拉丁文等文本，在欧洲出版发行。例如，他们相继译成拉丁文本的中国历史文化典籍有：《书经》《诗经》《易经》《大学》《中庸》《五经》《论语》《老子》《中国典籍六种》《通鉴纲目》，以及元曲《赵氏孤儿》、小说《好逑传》等；二是将他们了解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情况，用拉丁文等写成各种著述在欧洲出版发行，向欧洲各国的人们进行介绍。他们相继写出的介绍中国的著述有：《远征中国史》《中国上古史》《中国古代论》《唐代史》《中华帝国全志》《中华帝国史》《中华帝国纵览》《中国新况新志》《中国新志》，以及《易经要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兵法论》等等。据有人不完全统计，从1687年至1773年的近百年中，来华的耶稣会士总共用拉丁文等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其中综合性的48种、历史方面的14种、地理和天文方面的54种、哲学和宗教方面的40种、字典和语言方面的20种；三是相继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的报告、材料等，呈送给罗马教廷和欧洲有关国家的当政者以及有关学者与人士；四是介绍或直接带领中国的一些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前往欧洲进行考察与学习。这些中国官员、教徒、学者和学生在史籍中留下名字和事迹的，有官员陈安德，教徒沈福宗、樊守义、胡若望、刘宝录、兰方济、黄嘉畋，以及青年学生吴君、殷若望、黄巴桐、谷文耀、高类思、杨德望等等。其中的黄嘉畋于1702年随法国耶稣会士梁弘仁前往罗马，后又赴法国，当了法国国王的中文翻译，还与孟德斯鸠有过交往，多次与孟德斯鸠就中国的历史、政治、法律等内容进行交谈。这些中国人在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中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起来分析，这次在中国明末清初进行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究竟有什么特点呢？它在亚欧文明交流史上具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呢？对此，我想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亚欧两大文明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直接交流，如果说在十六世纪以前，主要是西亚国家与欧洲之间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交流；那么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则主要成为东亚的中国与欧洲之间进行的中国古代文明与欧洲近代文明的交流。
第二，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交流，如果说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前，主要是物质文明的相互交流，那么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则进入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举交流而且精神文明交流的比重不断增加的阶段。
第三，中欧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交流，如果说在中国元朝时期还是一个初始阶段，其交流的范围还只限于中国的皇帝与罗马教皇及欧洲有关国家的君王之间，并且主要是在宗教文化领域进行的；那么在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中，由于双方当政者们的支持，尤其是双方一大批学者如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和欧洲的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歌德等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其交流的广度和深度则大大向前扩展了。因此，这次交流开始真正形成了“中学”西传与“西学”东传的互动局面，达到了“中学”与“西学”交汇交融、互学互鉴和互补互进的新境域。这标志着中欧文明的交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第四，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对中国和欧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欧洲来说，随着“中学”的西传，在欧洲出现了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中国热”。这一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欧洲人对中国物质文化产品的钦慕和追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当时的欧洲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究竟“热”到了什么程度呢？这里略举几例，就可以窥其数斑。例如，普鲁士国王菲特烈二世曾经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帮助推行中国式的政治；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视察牛津时，曾经询问一位东方学家是否有耶稣会士翻译的孔子著作；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接见中国教徒沈福宗时了解中国的有关情况后，就决定派遣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前往中国，并嘱咐他们认真考察中国文化，以补欧洲之不足；耶稣会士马约瑟将中国的元曲《赵氏孤儿》译成英文后，演遍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伏尔泰还把它改写为《中国孤儿》在巴黎演出。
这里要特别谈一谈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三位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认识与评价。
莱布尼茨在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并将它与欧洲的思想文化加以比较后认为：“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如果说我们在工艺技术方面与中国并驾齐驱，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们走在中国前面，那么在实用哲学、道德戒律和适用于现世生活的政治方面，中国肯定超过我们”。他说：“中国人在我们之前就掌握了指南针、火药和许多草药知识”，“我丝毫也不怀疑，在中国人那里肯定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伏尔泰是当时研究、了解中国和谈论中国最多的一位欧洲启蒙思想家。他论及中国的著作有将近80种、信件200余封。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他说：“中国过去完全不为我们所知，后来在我们的眼里长期受到歪曲”。又说：“印度人和中国人，他们早在其他民族形成之前，便已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却不重视对这些民族的精神的了解呢？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您首先应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许多东西”。伏尔泰还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格言奉为座右铭。重农学派的首席思想家魁奈也非常重视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他为了收集研究中国的资料，曾向正在法国学习的两位青年学生高类思、杨德望提出了52个问题。
魁奈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之上”，“中国不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仰慕对象，而是一个可以仿效的典范”。重农学派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的农业比中国更发达”，“中国农业的发达应归功于政府。中国政府深厚而不可动摇的根基是依据理性建立起来的”。伏尔泰、魁奈还被人们称为“欧洲的孔子”。
总之，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末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可以用两位西方学者的话来作一概括。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说：“在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了迷”，中国文明“开始被推为模范文明”。以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以及之后的康德、黑格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认真分析耶稣会士们从中国提供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料，并对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吸取有益成分，从而对欧洲哲学、文学、伦理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欧洲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直接的思想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增添了思想武器和文化智慧。
相比于“中学”西传在欧洲出现的“中国热”，虽然“西学”东传没有在中国出现“欧洲热”，但是其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西学”东传带来的欧洲最新科技知识与成果，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对中国近代科技和工业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助产作用。同时，“西学”东传带来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为当时尚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的思想文化园地投入了一束新的亮光，对后来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的西方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
第五，这次中欧思想文化交流，虽然其间发生过“礼仪之争”，但由于双方当政者们的关注、支持和包容，很快化解了争执，从而使这次思想文化交流得以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氛围中进行，并取得了互学互鉴、互补互进的效果。这也为当时和以后的人们开展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留下了有益的历史经验。
从以上关于中国明末清初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历史经验的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思想文化交流作为历史上中欧文明交流互鉴的第二次高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在这次中欧文明的交流中，欧洲的耶稣会士们所起的桥梁和传导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关于在中国清朝的后期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的情况
1840年，成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次战争，震惊了中国和东方。中国从此进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中国从明朝中叶已开始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滞而缓慢，中国社会处于积贫积弱的灾难之中。
欧洲经过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经济上的工业革命，许多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兴盛时期。英法等欧洲主要国家，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开动军事机器，先在非洲接着又向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行殖民侵略。在侵略与被侵略、殖民与被殖民的情况下，虽然亚欧思想文化的交流仍在继续，但情况较之以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中国来说，“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仍在西渐，但已是在不平等的政治条件下进行的。 虽然欧洲的传教士和学者、官员们纷纷来到中国，但他们担当的角色和开展活动的目的与性质，相比于明末清初已有很大的不同了。此时来华的传教士，其主要任务已不是将“中学”介绍到欧洲和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主要是在中国各地从事传教和其他的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为殖民扩张服务的。他们实际上已成为殖民主义的工具。相反，在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叶的七八十年间，中国人已成为推动中欧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角，并且最终把它推向了第三次高潮。
面对外来列强的扩张侵略，中国人在震惊之余，不仅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而且由此觉醒起来，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思考。一大批中国学者、官员和留学生们，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容闳、薛福成、张之洞、郑观应、马建忠、盛宣怀、张謇、严复、黄遵宪、辜鸿铭、康有为、詹天佑、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等，他们或者加紧翻译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和自然科学典籍与名著，或者前往欧美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学”与“西学”的相互关系和中国的救亡图存之道进行思考与探索，相继提出了“相互沟通说”“融会贯通说”“合于一炉说”“师夷长技以制夷说”等多种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并占主导地位的是张之洞、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就是所谓“中体西用说”。这一观点的本意，是在继承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道统的前提下，拜西方为师，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之长，以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寻求使中国摆脱危机和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
但是，一切向西方学习、师法、仿效的举措和做法，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施行的洋务运动，以及清王室进行的所谓“宪政改革”统统都失败了。后来到1911年孙中山先生通过学习、效仿西方而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未能完全成功，它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中国的救亡图存和革命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终究未能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一般说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道理上并没有错。任何国家向外国学习，任何文明向其他文明学习，都应坚持以自己为本。问题在于你那个“本”是否正确、是否合乎时宜。进入十九世纪，中国实行的仍然是建立在小生产方式的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封建主义制度；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基本上已实行建立在大生产方式的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所以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经济文化基础比欧洲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变“本”，不触动封建制度的本根，只是兼学兼用西方科学技术之长，想以这种“西学之用”嫁接到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的“中学之本”上，当然是无济于事也是行不通的。同时还应看到，当时中国社会自身孕育的资本主义因素还处于萌芽的微弱状态，在外来列强和中国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下，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想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也是走不通的。这就是当时中国一些官员、学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略所以归于破产，一切学习西方而采取的改良主义举措所以归于失败的必然逻辑。
到了二十世纪初，以“西学东渐”为主要内容的中欧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爆发了西方列强为争夺殖民地而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一战中的战胜国却再一次遭到欺凌，会议决定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民族危机；二是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向世界宣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下，1919年5月在中国发生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的发生也标志着中欧思想文化的交流走向了新的高潮。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对外反对列强侵略、对内反对封建统治的一场政治运动，也是以倡导新文化为旗帜的一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这场思想文化解放运动的主角。他们以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民主思想为武器，批判和反思中国旧的政治制度与包括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其目的是力图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寻找救国救民的新出路。新文化运动所进行的批判与反思，打开了中国人的新的眼界，打破了中国历史文化中那些束缚和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过时的精神枷锁，从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民主革命新生面的开创作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群众条件的准备。当然，我们今天来回顾这一思想文化运动，在充分肯定其作用与贡献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确实发生了一些错误倾向：一是有些知识分子主张全盘否定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无视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而盲目推崇西方的一切思想，甚至要求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二是有些知识分子则主张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东西，完全拒绝学习和借鉴西方的任何先进东西。这些错误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些错误倾向及其不良影响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毕竟是支流，而这一运动对中国从此开始走向新的光明途程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则是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正是投身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的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西学东渐”传来的各种思潮，包括对科学、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研究，特别是把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一适合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并使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正确思想，是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结论。因此，在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将马列主义确定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正是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并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才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奋斗和前进在通过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同时努力学习、借鉴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的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全力以赴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途程之中。可以展望，中国和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综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的历史认识：一是中国虽然没有经过西方国家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是由长期的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就成功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应该说是世界文明发展长河中的一个新的创举；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马克思主义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传到东方的中国后，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指导中国人民创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这种社会主义文明在同资本主义文明的共存之中正在发展壮大自己。尽管在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还只是在一些国家中实行，总的仍处在继续探索之中，但已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经过充分吸取以往一切文明形态所积累的好的成果和智慧、经验，摆脱和克服它们存在的缺点与弊端，并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将会对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将会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是由西方传播到东方和世界各地，这也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巨大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也吸收了中国文明、东方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智慧与文化养料，因此，它的形成、发展和应用是全人类文明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