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政治部原副主任宋方敏：国有企业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看起来只是个微观经济问题，但从实践来看，因为它涉及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会不会动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由谁主导的问题，也是国家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性质会不会根本改变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性、先决性理论问题。要客观看待国企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如某些人那样鼓吹“国企存在就是问题”。从改革全局看，我们现在面临着所有制结构的危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必须控股。国有企业管理上也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企业制度是有阶级性的，需要强调党委领导，作为西方泊来品的代表私人财产利益的法人治理制度，显然不适应维护公有经济的需要。主张国家作为所有者只管资本运作，不管理企业，不重视实物形态，只会导致我们的大国经济成为空中楼阁。公有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应当是主辅关系、导从关系、竞争关系和共进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由国家提供一个完整统一的政策支撑体系。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妖魔化，并不是因为其缺乏说服力，而是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以及科研导向上，制定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人为运作的结果。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竞争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学术。现实清楚地表明，高校学术竞争的背后一定有意识形态的选边站队，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很多高校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奉为主流范式，就是选边站队的典型注脚。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学生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说法好像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不能轻视灌输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说教”。其实，西方普世价值就非常重视“形式”和“过场”，他们强调“程序正义”到了痴迷的程度，“程序”也就是“形式”。所以，灌输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关键在于你灌输的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需要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