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大学80年代上学时，在科学社会主义系几乎全是在做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后来89-90年提倡“小三反”即反和平演变，反自由化，反民主社会主义。之后研究方向转型了。后来中国搞市场经济，因为，二十一世纪以后提倡和谐社会，又开始重视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社会建设方面的问题。之后又提出“四个划清”即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界限。对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来讲，是很复杂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富强起来了，现在的中小国家（综合实力不如我国的欧洲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政治压力。我们应该保持自信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各个方面积极的东西，主动学习借鉴经验。对于美国这种比我国强的国家，强制要求我们按照他的思路去做，需要保持警惕。

上午各位专家讲到了，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各个党派和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我们要站在较高的位置上看待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政策，对我们有意的就学习，是经验教训的要引以为戒，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在学习方面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层次上的（理论、制度、政策），一个是性质上的。在具体领域方面，不是政策性较强的领域（非涉及思想和政治层面问题的领域），比如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是可以学习的。

多年前，我做尼泊尔的研究，尼泊尔共产党也做过规划，提出15年把尼泊尔发展成亚洲的瑞士。但是从实际出发15年时间能赶上中国就不错了。中国和北欧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北欧加起来2000多万人，我去过挪威，发现农业方面居然没什么人种粮食，后来才知道他们国家海洋渔业是支柱性产业。那么国家的不同导致社会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不同。那么整体照搬过来不行，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学习？我认为可以找一个局部地区做尝试，逐步的进行试点推广。不光是北欧的国家，包括所有的国家，看到那个国家或地区的政策或模式的先进性，找到与之匹配的条件（人均收入、人均GDP，自然条件）的地区就进行尝试。现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了，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提高了，所以对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更加重视。 十九大以后把民生“五个有”变成了“七个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实际上是我们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向两头扩展。总的来说，我们要以今天中国的政治站位和意识形态的站位，以一种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以一种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