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工党要走中间道路，不代表原有的社会阶层。那么这一部分人就会自己寻求突破，现在各国都有所体现，包括2008年经济危机后，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的游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1%的人却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财富，百姓不认可了。现在没有政党代表他们，刚开始会是一种运动，慢慢会形成自己的政党。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包括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为什么要搞精准扶贫，就是为了我国基层百姓脱贫致富。十八大以后，战略方针有两方面调整，第一个是原定的2049年即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来看2030年以前即可实现。但是伴随而来的就是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这个数字在整个欧洲国家来比，已经非常高了。第二个目标，原来的策略是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推迟到了2049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时候，基本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认真总结研究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至少我们不能再晚于2049年实现基本共同富裕。

今天我们讲的维稳，中国个别地方的黑恶势力有所抬头。这些势力怎么起来的？有的是农村起来的，现在城市县区也有，现在可以年年严打，就像割韭菜，今年扫一波明年又出来了。那么这个问题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政治根源在哪里？我认为很大的问题是人民公社解散以后，绝大多数农村没有集体经济，虽然有村支部村委会，但是名存实亡。实际上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去抓经济去了，自觉不自觉的放弃了农村没有经济实力群体的领导，所以导致一些家族势力、宗族势力称霸一方。回首50年代60年代哪有什么黑恶势力啊？后来农民工进城以后，有些人有固定工作，一年辛勤工作，到了过年回家。也有一部分人找不到稳定工作，不付出劳动就像享受较高的物质生活，所以就拉帮结伙形成了黑恶势力。搞黄赌毒，传销，金融诈骗，现在都不用问公安部门，抓到的人80%-90%全是这些人。由此带来了我们很多社会问题，是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一点。我们现在要讨论北欧模式对社会治理方面的方法，我们不能只注重经济发展，忽略社会稳定方面的治理。利益的分配，怎么才能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特别是社会基层的人民。让他们能安居乐业，老人生病能看得起病，生的孩子能上的起学，不要就学要托关系找人，到了医院还要找护工。我看没有世界上那个国家的医院里面，还要病人单独出资请护工，这些工作应该是护士做的。那么这些经济负担和精力付出全都压在老百姓头上。这些问题涉及到财富分配问题。针对我国的问题，来看看其他政府和执政党的做法。无论是左中右翼政党，我们要认真研究辨别，那些是我们的长处，那些是我们要借鉴的地方。1998年法国社民党执政时间，我当时在中央政研室当主任已经感到一些问题了，当时所注重的全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大多数人的医疗教育我们都不投入，老百姓在这方面负担是越来越重。当时法国社民党总理里昂那多.若斯潘发表了一个讲话，我是在参考资料上看到的。强调社民党搞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社会。并不是社会所有领域都是市配置资源，他提到了几个领域：基础科学、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不能走市场道路，而是要国家政府出面干预的，国家来投入，国家来配置资源的。我当时编辑中央的送阅件，加了个按语，在这些领域不能完全走市场化道路把医生、教员、科学家变成商人。但是当时的领导人没人提出这项观点，医疗也要产业化，教育也要产业化。现在再问这些部门，他们却说我们没有搞产业化，而实际上医院的院长和学校的院长把过多的精力都放在产业发展去了，都跑到社会上拉赞助去了，没有注重社会职能责任。如果当时把这些责任分清楚，该国家管的国家管理，该国家投资的国家投资。我想现在不会有这么多社会问题。以至于我们国家现在维稳所花费的经费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国防预算。举个例子，现在一个地级市为了应对退伍军人上访问题，常年有50人常驻北京。如果我们把这些社会问题解决好了，不可能政府把钱放在这方面投入。这些投入只是治标，而社民党这些国家是从治本开始的。以下的发言我们要围绕着这一方面展开讨论，我们联合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我国解决社会问题这一方面的内容，找找我国和这些国家的差距，寻求解决的办法。

我们在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把国门打开的时候，刚好是西方凯恩斯主义遇到问题的时候。所以出现了撒切尔、里根经济学，后来又叫做华盛顿共识，又叫做新自由主义。原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工会没有权利，政府国家不要去管市场。纵观我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至今，主要是借鉴了美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经验（安德鲁撒克逊模式），而对于北欧的模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以及莱茵模式研究的还不够。我们学术界要注重研究西欧北欧管理社会管理经济的经验。结合我们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

中研会滕文生会长发言：唯物辩证法的认识

那么站在跟高更远的地方就是指要找对立面，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不是一种英美模式，而是多种模式来比较。陈云同志把唯物辩证法归纳为十五个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还没有第二个总结归纳得如此通俗易懂的。很遗憾，陈云文选编辑出来了，陈云年谱业编辑出来了，没人看。特别是搞经济的人如果不看陈云同志的三卷，不学习陈云同志怎么运用唯物辩证法做宏观经济决策，做微观经济的运行，是看不清楚整体问题的。该站的高的站不高，该看的细的看不细。

中研会滕文生会长——对华为企业的看法和理论创新

任正非持股是有限的，所有员工持股制度提供给了华为不竭动力。华为职工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也是劳动者，所以他们企业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17万人的跨国企业，有我们的党委团委，同时也给我国提供了很多科学技术人才，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个化学家，1.6万个技术学家。这已经不是咱们30年前传统意义上所认识的民营企业了。下次我们应该专门开一个论坛讨论，怎么看待我国这些民营企业，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到经济基础，应该怎样一个定位。我们新时代要理论创新，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已经实践创新了，而我们学术界需要从实践到理论的，从感性到理性的，从局部到整体的总结归纳经验。我们谈理论创新不是要搞书面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归纳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就像毛主席说的，先有新民主主义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再有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构想，应该有近期、中期、远期的理论基础。

芬兰前大使黄兴同志发言——谈芬兰的特点

我在北欧工作的时候观察芬兰有几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芬兰的教育水平非常高，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北欧国家之所以先进，和他们高比例的教育投入是分不开的。芬兰上大学入学是50%高考成绩加上50%平时成绩，反应一个人整体学习水平。而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和素质的提高，使之科技非常先进。第二，芬兰的科技很有特色。我们大家都知道诺基亚原来在手机通信行业世界第一，当时手机系统有美国的苹果和安卓还有微软的系统以及诺基亚研发的三代塞班系统，但是因为微软总裁到诺基亚当总裁，所以没有采用塞班。当时英国经济学界有篇文章评价这个事情，因为芬兰国家太小，软件系统无法形成生态圈，所以导致手机企业“第一”的最终跌落神坛。但是从这个事情就可以看出芬兰的科技水平非常高。世界最著名开源系统Linux也是芬兰搞出来的。现在的金融操作系统以及手机安卓系统均是基于Linux内核。第三，始终没有放弃掉自己的实体经济。在中国实体经济受到美国打压的今天，我们更也该学习芬兰的模式。第四，从政治生态角度讲，芬兰的效率非常高。芬兰是个单院制国家，芬兰议会对比美国和加拿大，在议会中辩论的很多，而不是吵架争执。凡是能认识到共性的东西，无论是哪个党派的是不会相互反对的。第五，发展讲究慢而精，不盲目追求速度。我国城市发现水泥森林很多，发展太快了，浪费太多了。而我观察芬兰，他是很朴实无华的，但是住宅和建筑确实非常质量过硬的，建成以后就是百年大计。实际上整个欧洲来讲，都有这个普遍现象。第六，全社会讲究节约。我国冬季取暖时间很长，暖气烧到30度，屋子里面太热，大家要把窗户打开，我国这么大基数，浪费的能源很多。芬兰则不同，办公楼采取智能化管理，根据室内空气质量，调节通风量、温度。当没有人工作时，计算机系统自动降低或者关闭通风系统，让空气质量保持在一个正常水平。这对于能源消耗以及人体健康都是有益的。从北欧人民生活风格上来说，非常注重简约，我们的家具行业在学习欧洲18、19世纪的家具风格，而欧洲却反过来提倡简约风格。当然不光是家具，还包括建筑以及其他消费领域。

我国和北欧国家有趋同性，北欧国家从政治生态、社会、经济来讲，国家发挥的作用非常大。就和滕主任讲的一样，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方面，芬兰政府做的非常好，这些领域是非商业化的，包括养老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到来，我们老龄市场也来越大，但是居民享受养老服务的价格也随之越来越高。在这些方面我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当然生搬照抄是不行的，需要科学、系统的学习借鉴，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可行的方案。北欧虽然是小国家，但是在社会治理模式方面比美国先进很多，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去过美国很多地方，美国穷的地方。在华盛顿平均每天凶杀案导致死亡的人数每天1.5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是不能带现金出学校的，因为会被抢劫，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而北欧模式治理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很到位，没有死角。像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这方面的理念。无论那个政党上台都是提倡的。 各党派间没有不同的意见，只是有不同的做法。

孔丹同志发言：

滕主任会长总结发言：

首先感谢大家百忙之中，特别是礼拜天来开这么一天会。我们现在来开会就是一顿午餐，质量也不高，很感谢大家。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包括专家学者，社科院的，清华的，人大的，北大的，还有外交部几位老大使，大家谈的都很好很精彩。对我自己来说是一次学习。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深受教育，不是谦虚的话，因为我也有一些基本概念，但是大家一讲呢就把它具体化了。有很多具体东西我并不了解。大概这个北欧是个什么状况，什么叫莱茵模式，是个什么状况，社会党搞的大致是个什么东西，要我具体讲我是讲不清楚，这是你们专家学者的优势，很感谢大家，对我自己是一次学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刚才唐元同志说了，把你们发言提纲、发言稿都给我们留下，留下干嘛呢？将来在整理的时候尽量地把大家的看法加进去，将来有不同的沟通形式，我们交给有关方面，供他们在决策过程中间参考。

第三点，为什么选择一个社会民主党来研究。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比较长，在老欧洲，西欧那些党派斗争中，它下去一段时间别的党上来，后来别的党派又下去它又上来，执政也好，不执政也好，公众自己选择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从他早期的渊源来说，跟我们第三国际下来的包括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一家，老祖宗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那些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黎公社这一路下来的，到了1919年，俄罗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国际分裂，第二国际成为主流派，中派是考茨基，右派是伯恩斯坦，19年成立共产国际以后，1923年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然后到五几年改名为社会党国际，但是我们这个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呢到43年已经解散了，解散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机会。如果不解散，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独立可能还要推迟几年。解放了以后我们独立自主，开拓中国的革命道路，否则还会受到国际共产运动的干预和指示。实际上，陈独秀的所谓第一次右倾也好，到瞿秋白同志的第一次左倾，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虽然他没当过总书记但是当过宣传部长）第二次社会左倾，第三次就是王明博古，实际上这个一次右倾也好，三次左倾也好，要从来源来说，都与共产国际，包括苏联斯大林，跟他们瞎指挥是有很大关系的，从中干预直接派人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毛主席承认他说晚年有三大遗憾，其中一个遗憾，他说我可能完不成了，他想写一本《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他太清楚了，最后也没能留下这么一本书。第三国际解散以后，但是社会党国际一直存在，好像到现在还存在。改成社会党国际以后，特别是到50年代以后，他打的旗帜就是从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改成民主社会主义，将这个东欧、中国，做他的对立面，“你们那个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我们是搞民主的”。不管怎么样，中国共产党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原来包括前苏联，包括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北欧社会民主党原来是一家，分开以后，总体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概作为社会党首先参政执政的，北欧（瑞典）最早开始，执政的时间最长，然后发展到西欧，法国等等，一会上去，一会又下来，一战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认为他们这些党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他说他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我们这个就不承认了。你那个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党体系的组成部分了。你是向资本主义妥协了，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搞公有制，这才是社会主义。

不管怎么样，社会民主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二战以来，作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在执政的过程中间，对于经济，社会的这种治理，总可以看到在受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理论的影响。“我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社会底层的，是代表多数人的。”这个思想就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从这一点来说，应该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执政也好，不执政也好，他的推行这一套理念、政策、措施，对于改正、改良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了贡献。如果没有社会民主党长期的执政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这个体系，资本主义制度能否维持到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还能这么强大，都是一个问题。就从这一点来说，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对改良资本主义是做了大贡献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将来肯定要逐渐逐渐产生一些社会主义的芦芽因素，甚至有些是可以成型的，将来是中国社会主义完全可以借鉴使用的，大家刚才讲到的这个北欧，在西欧，特别是社会公益这个领域，每家每户孩子都免费上学的，每家每户不管你穷人富人，得了病都要看病的，每家每户除了吃饭穿衣以外，都要学习文化，都要看点书籍，这个是文化这一块的，这个东西如果要市场化，只能是有钱的人他没有问题，没有钱的人吃饭住房、孩子上学、生病就医都会是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感到，我们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尽管我们前三十年，建国前，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在解决当时从5亿人到8亿人看病住房，孩子上学等方面是做得不错的。40年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经济总量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社会公益，社会公共产品提供，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太小了。因此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借鉴北欧模式这一块，人家在社会领域这一块是怎么管理的，怎么治理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已经成了我们当前，我们国家很大的一块短板，这个短板可以是我们自己积累前三十年的经验，恐怕我们现在快到时候了，我们不能光是找经济增长，恐怕要同时兼顾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进步，社会稳定，不能只讲经济增长速度，恐怕要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不能一味的求快，也不能一味的城镇化，要同时兼顾城市和农村，绝对不要因为城市化城镇化把我们的农业，把我们的农村搞的很凋敝。习近平同志讲不要把农村变成一个留守的农村，一个荒芜的农村，不要把它变成一个记忆中的故园，农村部很多同志到现在也没听懂这三句话。然后紧接着光有这几句话不行，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了振兴乡村战略，我看到现在（农村部的很多同志）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听懂。还是发展那个一家一户，农场主，专业大户，到现在有条件该发展的集体经济把它摆在第三位。农村主管部门相当一些同志，第一位是加强农场，学谁的，美国的；第二步专业大户（也不知道听谁的）；第三步搞专业合作社，还要有限制，不能搞生产合作社，不能以村为单位搞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些理论经验是从哪里来的。肯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娘肚子里带出来的。哪来的？包括习总书记讲到农村有一个政治方向关系到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政治方向是三条，第一条是党的领导（党支部），第二条是要发展集体经济，第三条是要共同富裕。习总书记连这个话都讲完了，我看农业主管部门的一些同志的文章里面并没有。就从我们刚才谈到的北欧西欧模式来看，从上个世纪，社会民主党在农村一直在搞互助经济。我去过希腊，跟着江主席，去过克里特岛，克里特岛盛产橄榄，加工的橄榄油，他们的合作社一直从一九二几年坚持至今，他们也不是共产党执政，都是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农村的各种生产要素是联合起来的，不是单独的一家一户，否则钱是有限的。

还有一点，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这两个目标都要有。既要有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又要兼顾社会公平，城市经济要兼顾农村，又要兼顾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恐怕我们到这个时候了，不能一味的追求扩大规模，不能老想着（经济增速）8%，9%，10％以上。现在怎么样保持在7%，6%掉下来一点都不行啊，我看这些都值得我们来研究。为什么要开今天这个会，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在补社会领域短板的时候，我们能提供一点国外的借鉴。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刚才北大郇教授说，我们现在属于初级阶段，将来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以后，2050年，未来我们是一个什么阶段？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国现在处于，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百年目标从1949-2049年也是毛主席在三年困难时期提出的。大跃进的错误不能完全归于毛主席，毛主席虽然讲过，人民公社是我倡导的，大跃进是我推动的，但是我作为中央主席，我要负总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全党同志在当时都没有经验，都想把国家搞快一点，于是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农村的也好城市的也好，都想大干快上，于是造成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发生以后毛主席从理论上就开始思考，标志是什么，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笔记，首先是毛主席读，现在还留下一些插画，一些看法，主要是以陈必达、田家英、邓力群、艾思奇为主（直接跟着主席念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我们党大多数领导干部不知道怎么搞经济，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经济，不知道如何发展，不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有什么规律，所以陈必达，这么一个大理论家，他提出取消商品生产取消交换，实际上是很荒谬的，领导人找了一大批秀才来读这个政治经济学笔记，想要加强理论学习，总想找到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怎么搞，在当时“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不能没有商品生产不能没有市场”，这些都是读出来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要对外开放，搞商品生产，要搞市场，实际上是全党的一次学习。所以到了后面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讲，“我看不要因为我们马上会进入共产主义，好像社会主义马上就要建成，我看应该五十年以上”，后来他又改了，“五十年恐怕不够，改成一百年以上，我们能够基本坚持社会主义就不错啦。”这就是所谓一百年的设计。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提出的一百年计划，说到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我们党的建设恐怕在各个方面，包括一些领导方式，领导方法会带入很多新的特点。这将是一个具有很多新的特点的一个伟大的时代。”小平同志的贡献是什么呢？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总的政策确立以后，他把这个100年计划具体化，“三步走”。三步走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当然也包括社会。第一步：翻两番，第二步：小康，第三步：到2049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间有江泽民，胡锦涛，现在到习近平同志，经历了十八大十九大，把小平同志讲的三步走做了进一步调整，基本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是提前了，原来看的比较简单的共同富裕也复杂化了，把这个问题往后推一点，推到2050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十五六亿人一定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一定要共同富裕，中间经历什么橄榄型都没有关系，最后一定要达到共同富裕，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差别，一定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些基本东西一定要有，最后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刚才郇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想，2050年以后，中国是个什么阶段，是个什么时期，现在叫初级阶段，毛主席当时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读经济笔记时，他不是用的初级阶段，他说我们是“发展中阶段”，将来可能会进入“发达阶段”，那我们2050年以后是不是还是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不是初级阶段，那叫什么阶段？不是发展中国家，那叫什么国家？我们国内的使命是什么？国际的使命是什么？总得要有一个设计，当然我希望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是毛主席提出的这个100年，我们是一党执政，共产党应该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虽然中央没有提，但是我们学术界可以先讨论起来研究起来。大概我就讲这么几点供大家参考。

还有一点想讲的，就是新兴经济体成分，过去个体劳动者叫个体经济，以前叫帮工，现在在城乡都还有，再一个就是私有经济，还有80年代初的外资经济。什么叫多种经济成分？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是全民所有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再加上人民公社的那种集体经济，再加上五八年以后城市社区搞的那种集体经济，都叫公有制经济，开始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什么时候改变提法了，到1997年十五大，就不讲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了，改成“我们要采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这种基本经济制度”。这个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市场经济来说，三中全会以来，有几个提法。十三大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光是计划经济没有市场没有商品是不行的，十三大以后，邓小平提出“我们要有计划，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计划要和市场结合起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要结合起来。当时在领导高层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不同看法，陈云同志是一直主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小平同志看法不同，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南巡谈话回来以后又讲计划跟市场，这时候江泽民是主席，1992年6月9号，在中央党校这个讲话，当时起草十四大报告的领导成员，都是中央领导干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开始研究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有多种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相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是没有讲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后来江泽民同志提出，“小平总是讲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我们把这个计划的优势，市场的优势，我们都得要来探索一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搞市场经济，将来可能在市场一半的方面，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共有的，但是也必然要带入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一些特点，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在这里提出一种，也不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了，也不一定叫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了，可不可以有这么一个提法，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请大家讨论，大家研究。”陈云同志说，我看前面有社会主义几个字就行，小平同志叹了一口气，后来我听江总书记说，如果大家都同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我看十四大就有了主题了，就不要再争论啦，赶快定下来，于是92年开十四大就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下来了。但是提出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们学术界，理论界，特别包括经济学界都是很有价值的。为什么前面必须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都是市场经济我们用个现代经济就好了，何必画蛇添足，江泽民说我觉得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都是市场经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么搞，为什么不能参考西方的市场经济呢？毕竟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

40多年走过来不容易，从高层到基层，从我们的领导干部到学术界，理论界有各种看法，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必然要提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我想现在有40多年的经验，中央现在有习近平同志挂帅，西方好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借鉴，包括这个经济，社会怎么治理，又借鉴英美模式，又借鉴莱茵模式，还可以借鉴其他新兴经济体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可以总结我们自己四十多年的东西，包括华为，它现在就是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到分配制度，他有一套我们该总结的，所以下次我们几家应该联合起来开这么一个会，华为是个代表是个典型，我们不放华为，我们可以找国内不同企业，也可以找一些国有企业，来探讨探讨到底我们这个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个公有制怎么发展怎么壮大，不要让大家担心，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政治基础，群众基础。有可能是东欧的，西欧的，北欧的，大家也可以研究一下我们国内这四十年来，包括华为在内的这些私有经济（现在改成民营经济），他们走过的路，我们应该试着总结一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