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全党

从历史和人民抉择中一路走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崛起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在“中国经济为什么行？”这一全球之问的背后，蕴藏着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高度自信和科学把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力前行，是中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当代世情和现实国情的有效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我国理论界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潮。2016年3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与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在京联合举办“学习习近平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会长滕文生参加了座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邓纯东主持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现将相关专家的发言撷英摘录，以飨读者。——编者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提高治国理政能力的必修课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八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与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分不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这个论断不仅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也对我国如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治国理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在当代中国，我国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仍然要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决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去，在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框架下只强调市场，而不讲社会主义，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西方经济理论的逻辑陷阱。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就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没有过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退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使我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同时，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不足有关，仍然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开放的科学，以它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增添更多的中国元素和时代元素，推动我们治国理政能力的提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当前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个伟大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夺取这个伟大事业的胜利，共产党人们只能也必须靠马克思主义来统一认识。列宁说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全部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们新时期的治国理政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和共同语言，是我国无产阶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基础课。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出出来，强调其对我们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这对于我国形成改革发展共识、推进治国理政具有重大意义。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就很难战胜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干扰，就很难在思想统一基础上实现我国的宏伟目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是科学的真理，首先在于它有科学的立场，即始终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如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否定不了的；马克思透过经济表象揭示出的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如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也是否定不了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更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再证明。其三，从国际视野来看，当今世界与马克思所分析的世界一样仍被代表资本利益的势力所主导，时代没有变，这决定了我们仍然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待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现在各种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我国经济实践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理论。在经济理论上统一认识，同样需要强调看齐意识，就是要按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杆大旗举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大旗高高地举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在《共产党宣言》就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其中的思想仍然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南：一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首先要掌握政权。二是要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要借国有经济来发展生产力。因此，国有经济是我们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不能否定。三是要重视巩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称之为联合体，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四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必须把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生产关系结合起来，既不能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也不能单纯强调和超前发展生产关系。只有从这个立场观点出发，我们才能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才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把传统社会主义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实践和解释现实，科学地解决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不能割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联系，那种将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牌。首先是起到了正名的作用，在经济学理论领域为政治经济学正了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对扭转经济学领域去国家化、去政治化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是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改变了长期以来将政治经济学误解为政治课、而将经济学主导权让位于西方经济学的看法。其三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相关概念。相比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界定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联系和内在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的概括，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基本经济制度上的两个毫不动摇等等，使中国经验的总结上升为比较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意义上的治理理念，强化国家治理权威和治理能力，改变过分相信市场和消解权威的倾向，为增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创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解放军总参政治部原副主任宋方敏：社会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但要防止一个不好的倾向，就是只讲市场经济，不谈马克思主义。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说明，背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基，脱离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实际，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走错路、走邪路，遭受经济规律的惩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时要始终崩紧一根弦，警惕和防范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侵蚀和干扰。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历史的观点，要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科学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过程。任何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后者之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丰富化和具体化。现在理论界有一种倾向，通过抹黑马、恩、列、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相关历史实践，断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没有合理性，而改革开放的“后30年”是 “权贵资本主义”泛滥。这种误读抹煞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指导地位，而且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造性和历史贡献，实质上是在给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观点背书，在实践中必然产生极大的危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赵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是要敢于继承。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只要商品、货币、市场经济还存在，劳动价值论就不会过时。只要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存在，剩余价值论就没有过时。资本积累理论、再生产理论、两大部类理论、利润平均化理论、地租理论等，仍然是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工具。二是要科学创新。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来客观地把握当代的经济现实和经济问题，科学地预测未来。三是要有问题意识，直面矛盾。当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发展生产力与两极分化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生产过剩的矛盾，是客观的存在，需要有科学的定性和定位。只有直面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所创新，不断发展。

发展超越西方经济理论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中国智慧，要摆脱西方经济理论教条的影响。目前西方国家在经济方面和我们竞争，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也在和我国竞争，而且竞争还日趋激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面临挑战,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市场化趋向消极因素的影响，二是全球化国际化的影响。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在这种潮流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重视经济学理论的应用研究，不仅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还需要用中国智慧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进行分析和预判。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学逻辑的基础上来建立。西方主流经济学建立在线性的力学思维模式上，不是将社会当作一个有机体来看待，不能解决复杂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框架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前提，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解释能力，实质上也最能辨析出西方学术体系的精髓和本质。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既应当看作是定语，又应当看作本体。将市场经济看成是没有前置定语的机制，是值得商榷的。从更大的视野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处理好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关系问题，要从当代经济学说体系中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思想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广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去研究和建设。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又是经济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研究周期长、知识面要求宽、产出成果慢的学术领域，因此应在研究课题设置、研究机制、合作方式方面探索一套科学合理的办法。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经济学知识和方法，同时要对中国历史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对中国历史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决心，避免经济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应把“中国广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能够整合各领域研究成果的机制。只有站到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前沿，运用最新并被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使得打通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原理部主任余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具有整体性和逻辑自洽性的体系。现在很多经济理论观点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其实不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将马克思的理论庸俗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理念正是系统化了的理论主张。如：“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前者是从价值层面的理念，后者则是从使用价值角度提出的理念，两者是统一的。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占据制高点，首先是要把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出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需要到西方去找结论。从理论上来说，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马为主，要跳出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话语框架，不能视西方经济学没有的东西为畏途，不敢去搞或认为其不规范。从实践上来说，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以我为主，要始终着眼于打造强大的国家竞争力。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孟捷：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验证了马克思的论断，资本积累的总体趋势没有变，但其表现形式在发生改变，即会从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转变，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积累的金融化传导的，而且会因为国际化因素加大传播力度。面对这个形势，需要更加重视国家的经济作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层面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而是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功能上加以区别。

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解读重大现实问题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执行会长郑新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被误解误读。现在中央提供给侧结构改革，有些人就把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这不是科学态度。对于供给性结构改革和体制改革，对待过剩产能，我们要区别看待，不能将矛头简单地指向实体经济。供给侧改革应强调取消有害产能和危险产能，对落后产能可以改造和转型升级，不能把国企当成僵尸企业来处理。在经济新常态下增速减慢，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但更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在这方面不能单独强调市场的作用，更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总参政治部原副主任宋方敏：国有企业在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中看起来只是个微观经济问题，但从实践来看，因为它涉及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会不会动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由谁主导的问题，也是国家经济基础乃至上层建筑的性质会不会根本改变的问题，因而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性、先决性理论问题。要客观看待国企存在的问题，但不能如某些人那样鼓吹“国企存在就是问题”。从改革全局看，我们现在面临着所有制结构的危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经济必须控股。国有企业管理上也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企业制度是有阶级性的，需要强调党委领导，作为西方泊来品的代表私人财产利益的法人治理制度，显然不适应维护公有经济的需要。主张国家作为所有者只管资本运作，不管理企业，不重视实物形态，只会导致我们的大国经济成为空中楼阁。公有经济和私有制经济之间应当是主辅关系、导从关系、竞争关系和共进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由国家提供一个完整统一的政策支撑体系。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供给和需求是一个统一体。当前我国强调供给侧结构改革，直接的诉求是对需求侧管理累积问题进行集中性综合矫正。从结果看，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需求侧改革，都是寻求在新条件下达到均衡。但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看，两者都需要着眼于生产要素潜能的充分释放。“挤泡沫、降杠杆、去库存、释产能”需要针对现实的问题。从长远看，供给侧改革要着重解决总需求变量被压抑和替代后，总供给变量的潜能如何释放的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具有强大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产业、区域上的腾挪空间，释放总供给潜能显然更有优势。但其前提是要更加精准地管理好总供给，削除影响潜能发挥的障碍，而不是单纯地压缩总供给。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用“基础数据”等事实说话，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也是避免各种错误观点干扰的重要方法。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用“基础数据”和其他事实为据做分析、下判断、搞政策。在结构调整和去产能过剩问题上，要警惕消灭所谓 “僵尸企业”的导向。过剩行业特别是重点过剩的钢铁、煤炭和房地产行业中，国企数量是非常少的，不能成为所谓的“僵尸”或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主体。相反，国企最有可能成为企业重组的主力军。在国企改革上，应将“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作为基本政策目标，不宜过滤或删除充分竞争行业、公益类国企国资可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独资的规定，不能“无差别轰炸”式地要求“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应为国有集团公司不断向下调整国有股权比重准备 “绿色通道”。优先股应当合理设计，不能搞以国有产权“完全私有化”为特征的英国式“黄金股”。混改中的国有企业内部分配关系改革，要防止“碎片化”和“精英持股”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从而冲击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避免导致企业内部人心涣散、矛盾增加。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从短期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调整。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来认识，去库存和去杠杆，对发展实体经济是必要的。但不宜一刀切地强调去产能。我国人均钢铁产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广大农村地区的住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需求，钢铁方面出现的过剩是暂时的、相对的。在马克思看来，积累和投资始终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中国目前的过剩产能得益于中国传统观念下的高储蓄和社会积累基础上的高投资，这些产能中很多都是共和国积累下的宝贵财富，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升级、优化重组发挥其作用。从长期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富和私人财富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因此，要加强对财富形成机制和社会利益结构的研究。现实中影响财富结构的价格机制有两个，除了企业内部形成的商品价格，还有企业外部的资本价格。前者服从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后者则服从于生息资本即金融市场的规律。当今美国利益结构变和越来越畸形化，导致痼疾丛生、社会动荡，为我国敲响了警钟。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当将企业外部的资产收益集中起来，用于国家宏观战略投资，如用在对房产和固定资产的投资上，从而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警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面临三个问题：一是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工作、经济研究和教学中被边缘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课堂被西方经济理论占领的现象。二是存在着去政治化，主张经济学要去政治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只讲要素和要素配置，不讲生产关系了。实质上，是要推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物不研究人的研究方法。三是去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现在我们的研究中，却有意无意地弱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剩余价值、资本积累、阶级等基本概念，抽象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性因素。这就导致我国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对市场经济的两面性认识不足，只看到市场经济会带来效率和推动发展，却忽视它会同时带来无秩序性和盲目性，甚至带来错误的思想价值观。实际上，马克思已经将这些问题都讲清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脱离政治，不能将经济学工具化，搞纯而又纯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负面效应是明显的，如：在强调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时私有化观点有所抬头；在农村改革中对双层经营体制只强调家庭分散经营层次，而忽视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忽视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第二次飞跃。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很及时很有必要。前者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灵不灵还管不管用的问题，后者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不要发展、要不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被边缘化有着全球化的背景，近十年来发展日益严重，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提出“国际化”口号以后。在课程设置、教材、人才队伍等各个方面都搞国际化，片面强调与国际接轨，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压的现实。当然，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有些轨是可以接的，西方的一些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没有制度属性和阶级属性，可以为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用。但是，西方经济理论的立场和核心观点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属性的，其教育和研究本质上具有意识形态性，片面强调接轨只能发生根本性的碰撞。经济学领域的立场是不可调和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要避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首先需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盲点。有的人曲解恩格斯批判冒牌社会主义的观点，说私营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反驳这些观点，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反驳。有的人反驳说，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这个说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判断所有制性质时，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要起决定性作用。国有经济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一种新的特殊生产方式，它保障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使之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公司领导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下企业的统治者，而是和工人打成一片，因而才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不能仅仅从抽象的层面来论述和宣传，需要结合实际深入地研究，增强其解释力和说服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从教学和研究方面来看，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被边缘化的严重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研究力量、人才培养等情况都不容乐观。很多大学的管理学院和商学院，不再开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课程。财经类院校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被严重压缩。政治经济学人才队伍数量锐减，严重老化，后继乏人。经济学博士课程设置被西方经济学教材垄断，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很少被讲授，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人才不被社会承认，遭受歧视。受到西方经济学训练的海外归国人员过于被重用，而没有经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培训。而对那些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学人员，也没有约束机制、没有培养提高的计划。这些现象，反映出目前高等教育存在着隐忧。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经济学教学研究领域存在着两张皮现象，一些高校搞的是“妻妾经济学”。一些西方经济理论的信奉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陪衬，用包装过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推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蚕食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在课程设置上，目前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入公共课强制学习，具有一定的内在合理性，但相对削弱了经济学在叙说方式上的合理性。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冲击，一方面我们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根据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其存在的问题，防止食洋不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吸收海外学生，通过教育渠道着眼长远地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目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风险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统学科体系的瓦解，课题设置西方化，西方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课程。二是政策话语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术语越来越少。如：在收入分配领域将所有问题都纳入“中等收入陷阱”， 人力资本概念取代了劳动力概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但现在“计划”却成为了一个贬义词。劳动生产率现在很少提了，取而代之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等西方教科书的话语。其实后者具体怎么测算，即使在经济学界也争论极大。三是受西式经济学教育和媒体背后资本力量的影响，大量西方经济学术语被运用，并主导了社会舆论。解决这些问题，目前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国防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周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掌握话语权。在价值观上，必须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这个旗帜，如果不掌握这个话语权，西方经济学就会抢夺我们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的是人民主体地位，实质上就是主张劳动者主体，而不是以资本为主体。马克思的《资本论》被污化为造反的理论，而不是建设的理论。国内钢铁企业被污化为“僵尸企业”， 这些都是将西方经济学的术语变成主流话语体系的表现，其实质是要用西方经济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妖魔化，并不是因为其缺乏说服力，而是高校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以及科研导向上，制定各种显规则和潜规则，人为运作的结果。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竞争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并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学术。现实清楚地表明，高校学术竞争的背后一定有意识形态的选边站队，这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中国很多高校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奉为主流范式，就是选边站队的典型注脚。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左”的产物，是“空洞”的说教，对学生没有吸引力。现在还搞那套宣传教育，不合时宜。这种说法好像很“务实”，其实要么糊涂，要么别有用心。不能轻视灌输的作用。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涓滴效应”，就来自于日常“说教”。其实，西方普世价值就非常重视“形式”和“过场”，他们强调“程序正义”到了痴迷的程度，“程序”也就是“形式”。所以，灌输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关键在于你灌输的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需要做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