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及其引起的社会反响和评论

（一）

（1）塘约通过发展新型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短短三年内就面貌一新

塘约村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乐平镇。全村有11个村民组，921户，3400多人。这里曾是国家二类贫困县，村里1400多个劳动力，有1200多人外出打工，土地荒芜率曾经达到30%以上。塘约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

2014年6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袭击了塘约，村里大部分房屋坍塌了，许多村民一夜之间变得倾家荡产。用村党支部书记左文学的话说，“村里是满目疮痍”，“到了这个地步，也就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洪水退后，左文学召开村民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就是通过村民自愿加入村合作社，将他们承包的土地用入股分成的方式集中起来，由村集体统一规划，进行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并建立合理的利益连接、分配机制，促进全村村民尽快脱贫致富。经过三年的发展，全村变了大样。村集体收入从2014年不足4万元到2016年突破2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村里90%的外出务工人员返村就业，绝大多数村民已经脱贫，大都住上了新盖的房屋。塘约在短短三年内，由贫困村变成了“小康示范村”。这是塘约村民在党支部的领导和上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重新组织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新型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而创造出的一个奇迹。

（2）左文学谈塘约的发展变化

左文学，也曾外出务工多年，后来回村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现为村党总支书记。他是塘约村民走合作经营、共同致富道路的带头人。

左文学在谈到为什么要下决心成立合作社，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共同脱贫致富的问题时说：在农村，靠单打独斗，规模做不大，很难抵御市场风险，能够发家致富的只是少数。包产到户前十年，我们靠抠泥巴很快解决温饱，后来打工潮兴起，年轻人不把土地当回事,就是因为土地效益低。而把村里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种市场需要的农产品，我们的土地资源就盘活了。同时，组织村合作社，还可以根据村民们拥有的不同技能，让他们按照不同劳动要素入股合作社。总之，要踩出一条路来，第一步就是要成立合作社。通过流转把村民的承包土地重新集中到我们办的村合作社，搞规模经营，实现效益最大化；第二步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村里出去打工的人里面，搞建筑、跑运输的很多，分散了都看不见，我们可以把回来的人组织起来，搞建筑公司、运输公司。搞“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强的弱的一起联合起来，比有些“强强联合”的专业合作社会更好。强强联合，可以使富的更富；强弱联合，强的帮弱的，才能同步小康。实践证明，不组织起来，大家不这样抱团发展，村里就兴旺发达不起来。什么力量大，人民力量大；什么资源好，人民资源好。

左文学在谈到塘约的未来发展前景时说：陈敏尔书记给我提出“塘约之约”，就是争取三年两个翻番：村民收入翻盘，村集体收入翻盘，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3）王宏甲撰写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

王宏甲，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他经过对塘约三年巨变的深入考察，2016年写出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王宏甲说：写作《塘约道路》对我的教育很大。我发现，越贫穷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农民穷到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共同脱贫。分散的个人力量很小，组织起来的劳动力才是第一生产要素。耕地集中统一种植，人和土地两大资源集中起来，才能在市场中站得住脚。所以必须把农民从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释放蕴藏的生产力。

王宏甲在《塘约道路》中写道：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加强党支部在农村中的领导作用，是当前农村改革中关系全局的两件大事，涉及亿万农民的利益。农村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塘约的变化就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前者是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二者的高度统一是当前农村所迫切需要的。这是我们在农村基层筑牢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必由之路。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凝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才是最大的政绩。

王宏甲还写道：塘约“村社一体、合股经营”的合作社，吸收了新中国诞生以来，包括改革开放至今的经验和成就，我想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二）

（1）俞正声：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3月9日参加贵州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塘约做到这样，关键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新时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按：指王宏甲的《塘约道路》），留下了深刻印象。

（2）陈敏尔：“塘约的实践证明,只要选对路子、建好班子，农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化”

今年3月21日，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到安顺市平坝区进行调研考察。他在总结塘约村的发展经验时说：塘约村只用2到3年时间,就从贫困村变成小康村，关键在于抓住了农村改革这个牛鼻子，根本在于有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实践证明，只要选对路子、建好班子，农村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大变化。各地各部门要与时俱进深化农村改革，充分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努力在改中求变、在变中求新。

今年在北京开“两会”期间，陈敏尔还曾对调任毕节市委书记的原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提出要求说：你上毕节，塘约精神也要上毕节。

（3）周建琨：塘约“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要发挥群众的内生动力”

2014年6月3日塘约遭遇大水灾后，6月5日，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赶赴塘约了解灾情和指导救灾。当时村里一些群众向周建琨哭诉：啥都没有了，房屋都倒了，粮食也泡水了，帮帮我们吧。周建琨问村支部书记左文学：你们想要怎么帮？左文学回答：先帮我们修路。周建琨说：你们不要钱，不要粮，要的是修路，你这个村子有前途。周建琨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从这次洪灾中我看到你们这个班子的凝聚力很强，群众也很有志气，组织起来力量就大了，要发挥群众的内生动力。要记住，政府永远只是帮，不是包。党支部也一样，要依靠人民群众。

周建琨到毕节担任市委书记后，就在毕节地区普遍推广学习塘约在村党组织领导下，把村民重新组织起来，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发展新型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经验。他说：塘约的成功，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要建强基层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消灭“空壳村”，把村民积极性发挥好，让农民群众尽快增收致富。

（4）王宏甲与周建琨的一次对话：“塘约村能复制吗？”“塘约的路子究竟有没有生命力？” “不管怎么说，首先要消灭‘空壳村’，‘空壳村’不是社会主义。要让村里有集体经济实力，筑牢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王宏甲说：我曾经看到有“专家”说，华西村、南街村是特例，不可复制。我在关心，塘约村能复制吗?

周建琨说：我们在塘约开了有全市各区县、各乡镇主要领导人参加的现场观摩会，就是想做这件事。但是，并不是没有阻力，不是我们开了会，就“雨后春笋”。我也在想，塘约的路子，究竟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成长性? 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扶贫，产业扶贫，基础设施扶贫，大户领头扶贫，公司扶贫等等，可是，还有很多贫困户。塘约两三年时间就脱贫了。究竟靠什么? 要靠农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出来，不只是靠大户。要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村民，才会产生村民自身的内生动力，塘约就是这样。这应该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在想，塘约这条路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一群有能力和比较有能力的党员干部没有落下最贫困的人，他们把全村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单打独斗可能产生一个人的富翁，组织起来才能同步小康。安顺有1007个行政村，首先要消除“空壳村”。不管怎么说，“空壳村”不是社会主义，“空壳村”办不成事。要让村里有集体经济实力，把人重新组织起来，才能把外出的人吸引回来，才有人气，才能改变贫困。塘约村党支部是这么做的，团结全体村民，不落下一家贫困户。这就是不忘初心，就是在厚植根基，筑牢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

（1）中宣部《党建》杂志社和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塘约道路》研讨会

2016年12月10日，这个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礼堂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央有关部门和贵州省安顺市、毕节市的一些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人员，共160人。

研讨会认为，《塘约道路》写的不仅仅是一个脱贫的故事，而是揭示出了一条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重新组织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富裕自己，巩固集体所有制，壮大集体经济力量，走共同奔小康的康庄之路。

（2）中组部邀请左文学、王宏甲给干部培训班学员作关于塘约道路的专题报告

今年5月8日，中组部邀请左文学、王宏甲给由中组部主办的第19期“提高做好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培训班”的学员，作专题报告，介绍塘约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新型合作经济、集体经济的经验。

（3）贵州省毕节市全面推广学习“塘约经验”

今年2月以来，毕节市开始全面部署推广“塘约经验”的工作，分三个步骤逐步推进。一是组织全市几百名县乡村各级干部、支部书记，分批到塘约学习调研；二是购买了一万多册《塘约道路》，发到全市所辖三区七县，从区县到乡、村组织联系实际进行学习讨论，谈体会、出思路、定措施；三是提出实施学习“塘约经验”的具体方案。

（4）安徽省委组织部今年3月致信全省村党支部书记，要求学习贵州省“塘约道路”的发展经验

信中说：安徽是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敢为人先的小岗村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宏大序幕，翻开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篇章。新形势新任务呼唤新的改革创新，新思想新理念引领新的伟大实践。《塘约道路》一书，生动介绍了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的变迁，这个昔日一穷二白的“空壳村”，在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通过走合作化集体化发展道路，两年摆脱了贫困，初步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美好梦想。希望大家认真阅读，并从中获得一些启迪和思考，不断拓展抓党建促脱贫、建设美丽乡村的视野，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新路。

（5）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两次向全省村党支部书记推荐《塘约道路》

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在今年4月23日第九届海南书香节暨2017年书香海南阅读季当天，以及5月5日到琼中湾岭镇鸭坡村调研时，两次向全省干部特别是全省广大村支部书记推荐《塘约道路》一书，要求认真学习和借鉴塘约经验，更好地推进海南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四）

王宏甲的《塘约道路》和有关塘约村的发展情况与经验的新闻报道发表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和基层干部通过各种渠道，纷纷发表对“塘约道路”“塘约经验”“塘约精神”的认识和看法。

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李树泉说：我给大家转发一位叫雪文发的短信：我刚从贵州回来，实地考察了塘约村，很震憾!如果说原来老的集体经济的典型老被说成不可复制，沒有普遍意义，那么，塘约村的实践就显得意义重大了。因为它雄辩地说明，在农民分散经营30多年后的今天，只要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发挥好了，完全可以重建集体化，重新壮大农村的集体经济。现在，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多批去塘约参观的人。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何干强说：塘约的实践证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能沒有统一经营(分工协作生产方式)。各地统一经营的程度、形式，可以因地制宜，但是决不能完全放弃。沒有一定程度的统一经营，全搞一家一户生产，集体所有制就名存实亡。在集体共同所拥有的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基础上，实行统一经营，发扬经济管理民主，才会形成劳动者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社会主义的分工协作劳动方式。而统一经营，就必须有具有公心的、有组织能力、能发挥领导作用的集体经济带头人。塘约村的党支部及其支部书记就是这样的带头人。

何干强还说：《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说：“如今在深化改革中，如何把在零散地块中劳作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靠谁去组织?靠资本、靠老板、靠大户，还是靠党支部? ”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份量。是依靠村级党支部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有序发展农村适度规模经济；还是依靠私人资本下乡、种田大户来自发发展农村经济？这个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要害。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炳炎说：塘约道路的本质，是农村改革中产生了一种创新的生产方式，这就是自主联合劳动经济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农村践行所产生的新形式。现在的农民已是自主劳动者，他们拥有生产自主权，其产权已得到明确界定。关键在于还不能实行联合劳动，即组织起来从事集约化生产。私人资本下乡用资本纽带也可以把个体农民联合起来，但是这样是搞雇佣联合劳动。只有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农民自主联合劳动制度，才是正确选择。

一个署名何平的著文说：我是一名改革初期参加工作的乡镇干部，可以说亲眼见证了农村改革后的发展变化。不可否认，分田到户一刀切的政策的确存在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严重困扰着农村的发展。也就在这时，全国个别没有实行分田到户的农村出现了与小岗村截然不同的现象，即后来社会上公认的华西、南街村现象。这些村不仅没有外出打工现象，而且吸引了许多外来者，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于是，各地不断有人自发的到华西、南街、刘庄、龙泉、兴十四、滕头、航民、宝山、进顺、南岭等集体化村参观学习。小岗村也曾三次派人去南街参观，并在留言簿上写道： “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这充分表明，重新组织农民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早已成为广大有觉悟的农民的强烈愿望。塘约道路再次回答了要不要重走集体化道路的问题，也再次证明了农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不可低估。

只要我们认真拜读王宏甲老师的《塘约道路》一书，就会明白，塘约村之所以短短两年发生巨大的变化，前提条件是在上级党委支持下，塘约村党支部、村委会带领村民走集体化道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塘约道路充分体现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在这里，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得到充分体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机械教条的做法基本上避免。这一点与人民公社时期有着明显不同。塘约道路不同于小岗村，塘约道路的管理不同于人民公社，塘约道路的起步不同于华西村、南街村。我十分赞成俞正声主席对塘约道路的高度评价，十分感谢王宏甲老师发现了塘约道路。

北京城郊研究会原研究员张文茂说：土地确权流转正在农村地区逐步展开，怎么流转，流转给谁，正在成为当下农村问题的焦点和主要矛盾。只是农民家庭的分散经营已经给农村现代化建设带来束缚，走向规模化经营已经成为共识。但规模化经营的主体是谁，则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正如《塘约道路》的作者王宏甲所说：“确权是流转的基础，流转给谁，才更为关键”。在这样的背景下，塘约道路走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路径，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我国工业化正在向高端工业化水平升级，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能力减弱，农民工回流成为必然趋势。而大批已经经历工业化洗礼的农民工回乡，恰好为重新组织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主力军，为农村集体经济分工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次飞跃即高水平的集体化成为必然的选择。

塘约村之所以能够在大灾后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时任安顺市委书记周建坤起了重要作用。他旗帜鲜明地提醒和支持塘约村成立合作社，使土地确权后流转到村集体统一规划经营，并提醒他们“政府永远是帮，不是包”，要“靠群众的内生动力”。

王宏甲同志在《塘约道路》中说：“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有两个支部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是党支部建在连上，二是党支部建在村里”，这个总结很深刻。塘约村支部书记左文学，就是一个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洗礼的农民工，见过世面，有过历练，更加成熟、更有眼光、也更有能力。更可贵的是，在他身上还传承着他父亲那一代老支书的集体主义情思和社会主义基因。有了这样的带头人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也就不会陷入靠老板、大户或者什么“乡贤”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了。如果靠老板、大户、乡贤解决农村问题，共产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会瓦解。

塘约“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是一种创新。没有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土地集体所有制就是没有主体的、被虚化的存在。而没有集体统一经营和管理的集体经济也一定会变为分散的小农经济。我国宪法至今仍然对农村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描述为双层经营体制。所谓双层不是各自独立的双层，而是靠承包关系联系起来的统分结合体制，是集体经济的概念。在现实中，很多农村已经变成了只有农户一层，而弱化以至解除了集体统一经营的功能。塘约道路一个首要的特征，就是重建村社合一的集体经济组织形态。塘约道路恢复了集体统一经营，但不是单一的统一经营，而是在分工分业的基础上建立按专业和分层次的经营体制，是一种以集体统一经营为主的多层经营体制。左文学说：“把土地集中后就能统一规划，组建农业生产、养殖、建筑、运输、加工等专业队，将来发展成专业公司”。在他们的实践中，有些农业项目可能还要实行专业性家庭承包经营。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看到双层或多层经营的必要性。

张文茂还强调说，一定不要把塘约道路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因为塘约道路的本质是在继承改革前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改革开放实践中新的成果，如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市场风险等新鲜经验。所以，塘约道路所代表的新集体化绝不是简单回归历史，而是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农村发展最新的实践成果，是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